耶利米書導論
編者序
《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》系列和新約系列一樣，旨在提供研經者便利且資料最新的解經叢書。導論和附加註釋將每卷書的重點詳加討論，同時避免內容艱澀難懂。
本系列的每位作者，對各項問題除了自由表達其獨特的見解，在篇幅的限制之內，他們也經常介紹其他熱誠基督徒的看法。先知耶利米的教導強調在面臨危難及困境時，仍須對神保持堅定活潑的信心。他的教導及經歷，在二千五百年後的今日仍與我們息息相關。
沒有任何英譯能適切反映舊約聖經的原文。因此，本註釋系列的作者將視需要引用不同的聖經版本，或自行另譯，以使深奧的經文易於明白。必要時，作者還將音譯希伯來文（或亞蘭文）經文，使不熟悉原文的讀者，能明瞭所討論的字和作者的論點。讀者在閱讀註釋時，應使用一本或一本以上可靠的英文聖經版本。
人們對舊約聖經的意義及信息，興趣仍未稍減。盼望本系列能促進大家有系統地研究神的啟示、旨意及道路。本註釋系列的編者、出版人及作者們一致衷心祈禱，本系列能有助於更多人在今日了解並回應神的話語。
魏茲曼（D. J. Wiseman）
作者序
本註釋書所探討的兩卷書──耶利米書、耶利米哀歌，涵蓋了神的選民相當悲慘的一段歷史。在耶利米書中，描繪的是猶大人在被擄之前，如何肆無忌憚、毫無羞恥地拜偶像。他們對耶利米反覆宣告毀滅的信息充耳不聞，最後終於招致神早已宣示的滅亡。耶利米哀歌所敘述的則是，在公元前五八七年耶路撒冷淪陷時，神對罪的審判所帶來的蹂躪及痛苦。這兩卷書表達了苦難神學的思想，即苦難程度與災禍的原因相稱。但這兩卷書亦都指出，堅持西乃之約是由苦難到靈裡更新的惟一途徑。
本書將引用相關的考古學發現，並會在註釋部分對較難解的經文逐一探討。年代將以公元前六○五／六○四年的形式表明，因為猶大人的年和西方以一月至十二月為一年的曆法不同。
筆者謹向多倫多
McLaughlin 天文館的助理負責人格林（Norman Green）牧師致謝，感謝他的愛心和博學為本書指正錯誤。在此同時也對
哈理遜（R. K. Harrison）
於多倫多大學 Wycliffe 學院
簡寫一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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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uthorized Version (King James), 1611. 欽定本或英皇欽定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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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vised Standard Version, 1952. 標準修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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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vised Version, 1881. 修訂本
耶利米書導論
Ⅰ 卷名及其在正典中的地位
耶利米書的書名由其作者──公元前七世紀猶大著名的先知耶利米──而來。雖然 Baba Bathra I4b 所記載的拉比傳統，是以耶利米、以西結和以賽亞的次序提到這三卷書；但在希伯來文正典中，它一直位居於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之間。許多歐洲的聖經手抄本，尤其是法文和德文抄本，則依循拉比傳統將耶利米置於三者之首。
耶利米書在七十士譯本中的位置與英文版本相同；而在古敘利亞文舊約譯本，它則緊隨於十二卷小先知書之後。耶利米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聖經中，曾以 yirm#ya
及
yirm#yahu 的拼法出現，七十士譯本譯作 Ieremias，而拉丁文譯本則譯為 Jeremias。這個名字的確切意義不得而知，一般的翻譯包括「神建立」、「神高舉」、「神拆毀」。
Ⅱ 歷史及考古背景
每逢以色列歷史中的重大時刻，神總是會呼召屬靈的偉人，依照祂的旨意來引導百姓，並培養神的選民對自己命運所應有的異象。耶利米就是其中一個蒙召執行此艱鉅任務的人。他在服事時，由於南國的政治、信仰危機日趨嚴重，以致他的使命益發艱難。耶利米對百姓傳講信息時，近東正處於空前的動盪不安。終其一生，他不僅目睹了強大的亞述帝國之瓦解，也眼見巴比倫政權的崛起、橫掃近東，並與雄壯精武的埃及軍隊對峙。在他自己的國家，他則經歷到一連串的政治危機，間中穩定的希望雖曾出現，卻如曇花一現般，瞬間即消失。亞述帝國在漸趨衰微之際，確曾放鬆它在政治各方面的控制，南國因而享受了一段獨立自由、不受外力掌控的日子。不料，好景不常，埃及又在其從前的勢力範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重振旗鼓。偏偏禍不單行，巴比倫和迦勒底軍隊毀滅南國，並將百姓擄走，猶大被迫從此臣服於更惡劣的宗主國。這些紛至沓來的危機，在耶利米的著作中歷歷可見。耶利米藉著悲愴痛苦的文字，真實反映了猶大亡國這一徹底的悲劇。
若要充分明白耶利米當時在猶大的處境，和他對偏行己路的舉國同胞宣告其下場時心中的悲痛，就至少必須了解南國滅亡前的一連串事件。在公元前六三九年，也就是大約耶利米出生時，亞們王的臣僕叛變，殺了亞們王，國民又殺了叛變者，立亞們年僅八歲的兒子約西亞為王（王下二十一24；代下三十三25）。聖經中描述約西亞統治情形的經文，主要都與其推動的宗教改革有關（王下二十二1∼二十三30；代下三十四1∼三十五27）。宗教改革的第一階段，從約西亞在位的第八年開始（約公元前631年），不久後，亞述最後的一位君王亞述巴尼帕去世（Ashurbanipal，約公元前626年）。1 約西亞棄絕他父親亞們和祖父瑪拿西拜偶像的惡習，耶利米似乎深受其雷厲風行的態度所影響。
亞述巴尼帕駕崩後，亞述為其內憂所苦，對於約西亞拒絕亞述宗主權、爭取自由的行為，已無力加以討伐。其他國家亦善加利用亞述以往過度擴張，現在欲振乏力所帶來的良機，這些國家包括來自高加索地區的未開化民族西馬利人（Cimmerians）和西古提人。至於位在伊朗西部的瑪代，雖然稍早曾敗於亞述之手，此時卻成為亞述存亡的重大威脅，在巴比倫於尼布波拉撒（公元前664∼610年）帶領下獨立之後，此一現象尤為嚴重。亞述在公元前六六三年亞述巴尼帕在位時，雖曾戰勝埃及，但於法老王沙美提克斯（Psammetichus，公元前664∼610年）繼位後，情勢逆轉。
約西亞於耶路撒冷推動改革五年後，耶利米被神呼召向猶大百姓宣告預言。從此時（約公元前626年）2到公元前六二一年宗教改革的五年間，耶利米致力警告全國，由北方而來的侵略即將來臨（一13∼14），並譴責當時種種腐敗的生活。當猶大進行聖殿修葺工作時，發現了律法書，此事引起約西亞的注意，並因而推動宗教改革。耶利米便因宗教改革，率先呼籲以色列當信守與神的約（十一1∼8）。
當時亞述的情勢愈演愈烈。約公元前六一七年，巴比倫在尼布波拉撒領導下，和瑪代聯合攻打亞述各大城市。首都亞述城（Assur）於公元前六一四年陷落，兩年後尼尼微大城亦向敵降服。潰敗的亞述軍逃亡至哈蘭（Harran），並與埃及聯盟。法老王沙美提克斯當然樂見埃及和日漸茁壯的巴比倫間，有亞述之存在作為緩衝。哈蘭於公元前六一○年被巴比倫和瑪代聯軍攻下，同年沙美提克斯卒，亞述對巴比倫的進一步抵抗於是不得不驟然告終。
接續沙美提克斯作法老的尼哥（公元前610∼594年），決心要在敘利亞／巴勒斯坦一帶重建埃及的勢力，遂揮戈直向巴勒斯坦沿岸平原，意圖協助仍在哈蘭頑強抵抗巴比倫的亞述。此事在巴比倫編年史中有詳盡的記載。尼哥助亞述之舉，引起約西亞的憂慮，因為他不願眼見埃及軍隊支援南國猶大的世仇。約西亞於是在公元前六○九年出兵米吉多抵擋埃及軍隊，隨即陣亡。同時喪失了君王及國家主權，是猶大所遭到的首宗重大悲劇，而約西亞的遺體由戰車送回耶路撒冷時（王下二十三29、30；代下三十五20∼25），悲劇的哀戚才達到高潮。
約西亞死後，人民因感念他而立其子約哈斯為王。但尼哥深感威脅，於約哈斯繼位三個月後將其廢掉，另立約哈斯的兄長約雅敬為王。約哈斯被帶往埃及作人質（王下二十三31∼35），以確保猶大繼續屈從於埃及，且繳納鉅額貢金，猶大至此喪失其政治自主權。
接下來的三年，尼哥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地區，仍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。巴比倫此時正忙於重新部署軍隊，並確保北疆的山地部落不敢來犯。因此，除了零星的突擊外，巴比倫對埃及未有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。
在這段期間，耶利米個人的命運和猶大百姓一樣，正處於最低潮。大約公元前六○九年，他在耶路撒冷發表了所謂「聖殿講章」後（七1∼八3），他的處境益加困難。先知大膽嘲諷一般人的想法──只要相信聖殿是神的居所，在危機來臨時自然會帶來拯救。耶利米的嘲諷本身已足以令人反感，但他還繼續宣告與世俗觀念相反的預言──聖殿的命運將會和幾世紀前的示羅聖所一樣。猶大人終於對耶利米的譴責忍無可忍，於是耶利米面臨逼迫，險些送命。
若非耶利米這麼清楚神差派他作先知，換作他人，眼見這不信、拜假神、任意胡為的世代，很可能早就完全絕望而撒手不管。但耶利米是個熱情、忠心的愛國主義者，他深感警告國人當時國際情勢的潛在危機，實在是他責無旁貸的使命。隨著亞述帝國的瓦解，強大的巴比倫逐漸在軍事方面嶄露頭角。埃及在沈寂了一個世紀後，新的領導階層亟欲重振其在國際間的雄風，而埃及和巴比倫的衝突已是指日可待。
猶大此時已淪為緩衝國的地位，而其於公元前六○九年初嚐的戰爭滋味，顯示情勢並不樂觀。事實上，在耶利米看來，無論政治局勢如何，猶大勢將遭戰火蹂躪。由於心中知曉前景悽慘，先知對國人大聲疾呼南國將落入尼布甲尼撒之手（二十五9）。耶利米堅信大禍迫在眉睫，出於對國家的熱愛，他更加努力勸說同胞，猶大應立刻成為巴比倫的屬國以避禍；但若聽從假先知，則難逃屠殺（二十七6∼22）。不幸百姓普遍不諒解他的愛國情操和信念，以致猶大走上滅亡之路。
約雅敬雖明知猶大面臨的政治危機，但對於約西亞改革所重振的道德再度淪喪至令人心驚的地步，卻無動於衷。雖然並無跡象顯示，約雅敬時，拜假神的情形像瑪拿西時那般盛行，但此時猶大的確頗受迦南異教儀節之影響（七16∼18，十一9∼13）。此種風氣顯然至少有半官方的支持，因為反對者往往冒著生命的危險表達立場（二十六20∼\cs1623）。約雅敬不明事理，強迫百姓勞役，為自己建造更大、更雄偉的宮殿（二十二13∼19），此舉讓耶利米頗不以為然。此一事件也突顯了約雅敬這位傀儡君王，對其子民的福祉、對先知，一貫毫不在乎的態度。
公元前六○五年，法老尼哥自米吉多進軍伯拉河，並在迦基米施重新部署軍力，之後引發了一連串影響深遠的事件。迦基米施位於阿勒坡（Aleppo）東北方六十三哩，是防守過河搶灘的要塞。尼哥意圖重新佔領迦基米施，用來作為恫嚇巴比倫的基地。讓他意外的是，巴比倫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強勢領導下，於公元前六○五年春末，突然出兵迦基米施。埃及部隊在激戰後慘敗（四十六2），並潰不成軍地撤退至歐倫提斯河（Orontes）邊的哈馬。迦基米施一役顯明了巴比倫的軍事優勢，也成為近東強權易手的轉捩點。耶利米因而更相信，猶大若欲延續國祚，必須成為巴比倫的屬國。既然埃及所有的商道都已歸巴比倫掌控，先知清楚了解巴比倫遲早會再度大舉出兵埃及。
尼布甲尼撒不容仇敵有喘息的機會，於公元前六○四年進攻巴勒斯坦沿海平原，洗劫了亞實基倫，並將許多居民擄往巴比倫。3 此一不幸事件早為耶利米（四十七5∼7）和西番雅（番二4∼7）所預期，且此事件似乎對猶大人民的未來影響甚鉅。猶大眾民無疑察覺到大禍即將臨頭，故而朝野宣告禁食（耶三十六9）。禁食的日子和尼布甲尼撒攻佔亞實基倫的時間相吻合，有其特殊的意義。在公元前六○四年這多事之秋，約雅敬和眾首領決定臣服於尼布甲尼撒，作其屬國（三十六9∼29）。約雅敬是個只顧滿足自己虛榮及私慾的軟弱君王，且是十足的政治投機者。他之所以棄埃及而投巴比倫，完全是出於需要，旨在讓猶大苟且偷安。一旦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機稍解，他馬上又向埃及搖尾乞憐，公元前六○一年的事件正足以為證。
公元前六○一年末，巴比倫出兵攻打埃及邊境的前哨站，卻意外地遭到頑強的抵抗。根據巴比倫楔形文字的記載，尼布甲尼撒不得不退兵整軍經武一年。約雅敬大受鼓舞，因此無視於耶利米的強烈警告（參：耶二十二13∼19），而犯下致命的錯誤──背叛巴比倫，再次投靠埃及（王下二十四1）。由於巴比倫的主力部隊均在遠處，尼布甲尼撒於是派遣當地駐軍，另加敘利亞、摩押和亞捫的軍隊，前往攻打南國（王下二十四2）。
公元前五九八年十二月，重新整軍後的巴比倫部隊進攻巴勒斯坦。此時約雅敬卒，他死後約三個月耶路撒冷被攻陷。約雅敬究竟如何死亡不得而知，因此無法確定是否遭人刺殺，以讓猶大百姓獲得巴比倫較寬厚的對待。然而，當耶路撒冷於公元前五九七年亞達月（Adar）的第二日（即西曆三月15∼16日）陷落時，尼布甲尼撒除了搶奪聖殿的寶物，擄走接續父親為猶大王的約雅斤（王下二十四8及下）4、王母、后妃、以及可能成為領袖的人士之外，的確並未蹂躪耶路撒冷。尼布甲尼撒甚至還允許猶大在西底家的統治下繼續存在。西底家是約西亞最小的兒子（耶一3），也是約雅斤的叔父（王下二十四17）。不幸此舉註定南國敗亡的命運，因為西底家是個懦弱、無法約束臣民的君王（耶三十八5、19）。在一干大臣被擄往巴比倫後，西底家一直無法改善領導階層斷層的情形；此外，雖然他矢志效忠新的宗主國，但他的大臣卻仍寧向埃及求取政治和軍事的支援。
公元前五九五／五九四年，巴比倫發生一宗叛變。由事後尼布甲尼撒處決了一些猶太先知來推斷，從猶大被擄往巴比倫的某些人可能有分參與（參二十九21、22）。此宗叛變事件還節外生枝，因為假先知宣稱被擄的時間只有二年，所以在巴比倫和耶路撒冷兩地，都有人試圖殺害這位預言會被擄七十年的耶利米。
此次叛變雖旋即平息，卻讓盼望巴比倫強權瓦解的各國，重燃希望。來自以東、亞捫、摩押、推羅、西頓的使節，便抱持著這種期待，於公元前五九四／五九三年齊集耶路撒冷，商討聯盟反叛巴比倫（二十七3）。此時，假先知宣告被擄的人即將歸回，百姓的情緒自然因而受到鼓動（二十八2及下）。但耶利米卻強烈反對背棄巴比倫的做法，也可能由於他的大聲疾呼，西底家同年前往巴比倫（五十一59），目的或許是使尼布甲尼撒釋疑。
公元前五八九年，合弗拉（Hophra）繼任法老。效法其父沙美提克斯二世（公元前594∼589年），對巴勒斯坦地區多所干預，猶大於是邁向政治前景未卜的另一個新紀元。西底家受制於其不諳政事的大臣，不得不與合弗拉磋商。巴比倫自然認為此舉證明猶大已有二心，應予嚴懲。公元前五八七年，巴比倫和迦勒底軍隊橫掃敘利亞地區的小國（參二十五9），並幾乎盡滅猶大各要塞城市。巴比倫出兵後不到三個月，猶大僅剩亞西加（Azekah）和位於西南的拉吉（Lachish），可阻擋朝耶路撒冷而來的猛攻。由拉吉出土的銘刻陶器，對當時的政治及軍事情勢有生動的圖解，顯示在此危機打擊後，耶路撒冷的士氣十分低落。
正當陷入絕望之時，卻傳出埃及派兵前來解救的消息。巴比倫立刻將封鎖耶路撒冷的軍隊，調往痛擊對南巴勒斯坦虎視眈眈的埃及（三十七3、5）。兩軍交戰不多時，埃及部隊即敗逃至其國土邊界。耶路撒冷則繼續苦苦抵抗巴比倫的圍困，達數月之久。雖然耶利米力勸西底家投降（三十七3∼10，三十八14∼23），西底家卻不願或無法聽從。
耶利米在勸告不被採納後，打算離開耶路撒冷，不料卻被控叛國投敵，下在監裡（三十七11∼21），一直被關到耶路撒冷傾覆為止。
公元前五八七年，遍地饑荒，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，猶大國祚至此告終。耶路撒冷遭洗劫一空，西底家雙目被剜，並與許多臣民一同被擄往巴比倫。來侵的迦勒底軍隊佔據耶路撒冷及其周邊區域。與此強烈對比的是耶利米的際遇──尼布甲尼撒下令將他自監獄釋放，並待之以禮。
在巴比倫統治下，基大利被立為猶大省長。耶利米於是前往基大利的所在地米斯巴（四十6），並支持基大利恢復社會秩序的做法。但忠於王室的人卻密謀刺殺基大利，在米斯巴的餘民於是逃往埃及，並將耶利米一併帶去（四十二1∼22）。公元前五八一年，尼布甲尼撒可能想為基大利復仇，下令猶大百姓遷移，這是猶大百姓第三次被迫離境。至此，一度繁華興盛的猶大王國，被併為鄰省撒瑪利亞的一部分。
考古學的發現對了解南國末日的情形極有助益，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更加證明了聖經記載的真實性。魏茲曼於公元一九五六年在大英博物館的文獻室中，新發現了六片巴比倫的編年史。5 這使我們對於公元前六二六∼五九四年的歷史，有了聖經之外的亮光。這份編年史是聖經外有關耶路撒冷陷落的第一份文獻，它也記載了巴比倫軍隊從公元前六二六年起的活動情形。
編年史還登錄了公元前六○五年，埃及在迦基米施一役所受的重創，以及之後巴比倫佔據了「整個哈提（Hatti）地區」。一項前所未聞的事件亦在編年史中發現──公元前六○一年，埃及和巴比倫曾兩軍交鋒，雙方都損失慘重。尼布甲尼撒因此被迫撤兵，整軍經武一年，並將之後的十二個月，用以刺探敘利亞的防禦實力。根據編年史中的資料，我們現在可以準確地推斷，耶路撒冷傾覆的日期是公元前五八七年三月十五∼十六日。6 這份極為重要的編年史所提供的種種資訊，不僅足證聖經的正確無誤，也讓我們對公元前第七世紀的國際情勢更為了解。
公元一九三五年，十八片陶瓷碎片於遠古的拉吉所在地出土。7 碎片上刻有和摩押石碑（Moabite Stone）一樣的古希伯來文體。主持此次挖掘行動的是史塔基（J. L. Starkey），他在城門外一間小小的守衛房的廢墟中，發現這些碎片。三年後，在同一地區又再出土三碎片。這些碎片，拼湊成公元前五八七年前不久所寫下的信件及名單。
大多數的碎片內容寫成於公元前五八九年之後，雖然它們未被妥善保存，但有一些碎片明顯與軍事調度有關。8 在其中一片（瓦片文 IV），作者抱怨在敵軍和耶路撒冷之間，只剩拉吉和亞西加作為抵擋。在另一封信中（瓦片文 VI），作者批評耶路撒冷的王室貴冑打擊民心士氣。令人覺得諷刺的是，在西底家當政時，同一批王室貴冑正為同一件事控訴耶利米（三十八4）。
瓦片文 III 和 IV 的作者何沙雅（Hoshaiah）在瓦片文 III 中提到一位未指名的「先知」。有些學者認為此乃暗指耶利米，另一些學者則主張這是當時另一位不知名的先知。依古時近東的習慣判斷，作者提及先知並非不尋常之舉，因為在軍事行動時，人們往往會尋求先知的神諭。屠西乃（H. Torczyner）9 指出，這些瓦片文中提到的先知是基列耶琳人烏利亞。烏利亞曾預告耶路撒冷將淪陷，之後因怕遭害而逃往埃及，但旋即被約雅敬王派人捉回耶路撒冷處死（二十六20∼23）。然而，這些信件似乎更可能是在巴比倫入侵猶大的軍事危機之後寫的，作者既未提先知之名，先知的身分便可能永遠不得而知。10 但綜上所述，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──這些信件是補充耶利米預言極珍貴的文獻。
在古巴比倫伊施塔爾門（Ishtar
Gate）附近亦出土了一批泥版，版上詳列著公元前五九五年至五七○年間，居住在巴比倫的被擄之民所分配到的榖物和油之數量。此外，泥版上還記載著「Yahud 地的君王約雅斤」；而列王紀下二十五29∼30節，亦提到約雅斤受到巴比倫王的恩待。11 約雅斤在巴比倫的地位，可藉在底璧（Debir）和伯示麥（Beth-shemesh）發現的三個蓋了印的瓶耳，作為佐證。印鑑刻著「屬於約雅斤的家宰以利亞敬（Eliakim）」，且每個刻印都是出於同一印鑑。12 這顯示了巴比倫人仍認為猶大隸屬於約雅斤，且在公元前五九八∼五八七年間，曾由專人管理。
另一個於公元一九三五年在拉吉廢墟發現的刻印痕跡，內容為：「致家宰基大利」。13 刻印的背面，尚有原本一併附上的蒲草紙抄本遺跡。此印鑑的擁有人，無疑是被尼布甲尼撒指派為猶大省長的基大利（王下二十五22）。「家宰」的頭銜，即代表了僅次於王的高級行政官員。綜合此點和其他證據，耶利米書的記載顯然為現代考古學之發現所支持。
1 有關此一年代的討論，見 A. Poebel, JNES, II, 1943, pp.
2 參 J. P. Hyatt , JBL, LIX, 1940, pp.
112, 121; JNES, I, 1942, pp. 156ff.；以及 The Interpreter's Bible (1956), V, pp.
3 參 E. F. Weidner, Me*langes
syriens offerts a& M. Rene* Dussaud (1939),
II, pp. 923ff.
4 參 W. F. Albright, BA, V, 1942, No.
4, pp. 49ff.
5 D. J. Wiseman, Chronicles of
Chaldaean Kings (626∼556 B. C.) in the
6 CCK, pp. 32ff.
7 參 H. Torczyner, Lachish I, The
Lachish Letters (1938); W. F. Albright,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
of Oriental Research, 70, 1938, pp. 11ff.; ibid., 73, 1939, pp.
16ff.; ibid., 82, 1941, pp. 18ff.; J. Hempel, Zeitschrif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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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5ff.; R. de Vaux, Revue Biblique, XLVIII, 1939, pp. 181ff.; D. W.
Thomas,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, XL, 1939, pp. 1ff.; Palestine
Exploration Quarterly, 1940, pp.
8 這些是根據 W. F. Albright 在 ANET, PP.
9 參 H. Torczyner,
10 D. W. Thomas 在 Journal of
Theological Studies, XL, 1939, pp.
11 參 R. Koldewey, Das Wieder Ertehende
Babylon (1925), pp. 90ff. 泥版全文見 ANET, p. 308; Documents from Old Testament
Times, pp. 84ff.
12 參 G. E. Wright, Biblical Archaeology (1957),
pl. 125.
13 參 ibid., p. 128.
Ⅲ 古代近東立約的形式
耶利米的預言和神與以色列所立的約息息相關，而且極為重要的是，它指出舊約即將為新約所取代。此處所謂的舊約是指神和以色列民在西乃所立之約，廣義而言，此約使得以色列成為神的選民，且得以承繼應許之地。約中明訂，若神的子民順服神且不敬拜假神，神必供應他們的一切需要（參：出二十3）。此約的目的是叫以色列成為神對世人啟示的器皿，同時也讓她在當前異教社會中，見證這位又真又活之神的屬性及旨意。
古時近東地區所立的約林林總總，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，其中舊約中神和挪亞（參：創九9）、以及神和亞伯蘭（參：創十五18，十七7）的約可為代表。近年由於波格斯凱（Boghazko/y）泥版的出土，對研究摩西時期及之後的約，無論是在結構或形式方面，均大有助益。14 這些證據顯示，在公元前二千至一千年之間，國際條約主要有兩種形式。一種是簽約國均有同樣的責任（稱為平等條約），另一種是君王和其屬國間所立的條約（稱為宗主國條約或屬國條約）。
這些複雜的條約形式，特別是宗主國條約，顯然對維持古時赫人帝國的穩定，功不可沒。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的宗主國條約均有特定的形式──包括引言，指出條約的發起人；一段歷史序文，敘述宗主國和附屬國過去的關係，並說明前者對後者的恩惠，故而後者必須表達感激及順從；基本條款及條文細節，由宗主國強加諸於附庸國；有關附庸國必須時時宣誓及公開昭示此約的條款；一連串神祇的名單以作為條約的見證人；詳列遵奉或背叛此約的後果，亦即祝福和咒詛。
目前已知的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紀的約，幾乎全都依照這種基本形式，惟一的出入在於某些部分可能被省略了。除了上述形式外，有些條約還含有矢志效忠的宣誓儀節，莊嚴的確認儀式，以及一旦附庸國心存不軌時應遵行的基本程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對照了公元前二千年代和一千年代的國際條約後可發現，後者通常省略了歷史序文這部分。
有些學者15認為，這些條約顯示公元前二千和一千年之間的約，在結構上並未有重大的改變。然而，這兩個時期的條約雖然都具備某些相同的部分，但公元前一千年代條約內容的順序，卻遠不如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的穩定和一致。就連麥卡錫（McCarthy）所指出的「基本的一致性」，16 在歷史序文上亦出現問題，因為歷史序文乃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的約的典型特徵，卻沒有清楚見於公元前一千年代的約中。17
西乃之約和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的約，極為相似。18 它包括引言（出二十1）、歷史簡介（出二十2）、基本的條款（出二十3∼17、22∼26，二十一∼二十三章，二十五∼三十一）、有關宣誓條約內容的條款（出二十五16，三十四1、28∼29）、見證人的同在（參出二十四4），以及誓約和莊嚴的儀式（出二十四1∼11）。西乃之約的形式證明立約的年代在摩西之時，同時也顯示申命記和約書亞記二十四章所記載的重新立約，是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。故而，神乃是希望以色列能像看待當時社會的條約一樣，來了解西乃之約。西乃之約的獨特之處，在於它將一個國家和永活真神的心意連結；而在遵行條約方面，它就像其他條約一樣有其約束力。如上所述，無論平等條約或宗主國條約，若不履行便有處罰，西乃之約亦然。由於以色列在曠野漂流時便開始離棄神，且此背道的情形在士師時代以前，即已嚴重影響全民的屬靈光景，故而以色列民一直瀕臨被神處罰的邊緣。被擄時期前的先知們其實便已肩負著使命，要呼喚悖逆神的以色列回轉，重新遵行其先祖與神所立的西乃之約，以扭轉背棄神那極嚴重的後果。怎奈這些努力多半徒勞無功，以致神的懲罰無可避免，這便是耶利米終其一生的事奉中，纏繞不去的關鍵問題。耶利米雖明白：神懲罰與否，完全視乎以色列是否繼續背棄神而定；但他也深知：以色列既硬著頸項不履行西乃之約，災禍的到來只是遲早的事。這位善感且愛國的先知，不得不向他頑梗的同胞宣告毀滅的信息，也由於他對西乃之約極為忠誠，促使他以格外的忠心，在先知的職分上事奉。
14 泥版的內容見 E. F. Weidner, Politische
Dokumente aus Kleinasien (1923), I-II; J. Friedrich, Staatsvertrage des
Hatti-Reiches (1926-30), I-II; J. Nougayrol, Palais Royal d'Ugarit
(1956), IV, pp. 85ff., 287ff.; A. Goetze, Kleinasien (1957 ed.), pp.
15 例如 D. J. Wiseman, Iraq, XX, 1958, p.
28; J. A. Thompson,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Treaties and the Old Testament
(1964), pp.
16 D. J. McCarthy, Treaty and Covenant, p. 80. 又見 D. J. Wiseman 在